今天的高等教育問題，已經不是作為二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能解決得了的。高等教育學應成為一級學科，要加強學科間的互動，獲得其他分支學科的承認與支撐，做到博采眾長、不斷突破。
今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文史哲》編輯部全體編輯人員回信時指出，要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在高等教育領域，如何按照總書記要求，做好研究？日前，本報記者帶著這一問題，對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名譽院長潘懋元進行了專訪。
高等教育學科同樣需要培根鑄魂，立足中國實際
記者：按總書記要求，中國高等教育要不斷創新、不斷取得新成績，哪些環節將發揮重要作用？
潘懋元：做學術，要走好中國道路，彰顯中國特色，落實到具體行動中，就是要反對“大空洋”。“大”就是題目大、口氣大，經常要“填補空白”，而認為別人的研究一無是處；“空”即空對空，研究的結論純粹是由理論推導出來的，空話連篇；“洋”就是喜歡搬洋人的話，以壯大自己的聲勢，整個過程缺少原創。我認為，真正有原創力的理論，必須來源于實踐、指導實踐。
首先，我們提倡要立足中國實際，開展廣泛調查、深入考察、參與教育實踐，盡可能使科研成果客觀些、科學些，并充分考慮科研成果的可行性，而不是盲目地搬套外國某些人的理論。其次，我們還要認識到理論和實踐是有距離的。一種理論要應用到實踐，先要把學術理論轉化為應用理論，還要把應用理論轉化為政策，再將政策轉化為措施，才有可能影響具體的實踐行動。
高等教育研究要立足中國實際，要不斷創新，不能就高等教育而談高等教育，而是要結合中國的實踐，與其他學科融合，進行交叉研究。
高等教育是一個復雜的、多層結構的開放系統，必須運用不同的方法，借助多個學科的力量，才能全面理解高等教育的內外部關系及其規律。
有學者批評高等教育研究缺少獨特的研究方法，學科門檻低，邊界模糊，導致高等教育學成為其他學科的“跑馬場”。也有人指責高等教育研究隊伍是“三教九流”，“半路出家”的多，科班出身的少，導致高等教育研究整體水平不高。
前一個批評，我們認為是標準誤用所致，即用經典學科的標準來衡量高等教育學。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新建立的現代學科，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建成現代學科是中國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的方向。
后一個批評，我們認為其在邏輯上難以自圓其說，與其說是缺點，倒不如說是優勢。我們高等教育研究中一些很有成就的人才，有的原來是學醫學的，還有學藝術的，所以說“三教九流”是好事。
高等教育學多學科研究范式的典型特征在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學科背景的多樣性。在美國、英國、日本和中國，高等教育研究隊伍中有很大比例的學者來自其他學科。我們對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2006—2020年碩士研究生的本科學歷背景進行統計分析后發現，在招收的517名碩士研究生中，本科為非教育學背景的有338名，占65%。
在開展高等教育研究過程中，我首次系統闡述教育內外部關系規律。針對少數學者對內外部關系規律存在片面理解和斷章取義之嫌，我們認為，教育與社會各子系統之間的“適應”關系包含“受制約”和“起作用”雙重關系。因此，高等教育應主動適應社會子系統的發展，這也突破了“就教育論教育”的思維局限。
高等教育學應成為交叉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
記者：當前，“交叉學科”正式納入國家學科目錄，意味著實質性的學科交叉融合已成為國家行動。在您看來，這對高等教育有什么影響？
潘懋元：2018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啟動“智能探索計劃”，融合了神經系統科學、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等關鍵領域的學科，屬于典型的交叉學科。交叉學科既可以隸屬于“交叉學科”門類之下，也可以收錄于“交叉學科”之外的其他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乃至二級學科之中。相較于縱向分布、學科界限清晰的傳統學科，交叉學科大多為橫向交叉融合結構，學科界限模糊，具有較強的成長空間。大量的發明發現，都是在交叉中產生的。
當前，中國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54.4%，其發展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更加凸顯，需要多樣化的教育理念、投資體系、辦學模式、類型與層次結構。
高等教育的本質是專業教育，其根本在于為社會發展培養專門人才。高等教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社會子系統之間存在內在的聯系，這種聯系更復雜。高等教育作為一門學科，不僅要研究其一般教育規律，而且更應著重研究一般教育規律在高等教育實踐中的問題。高等教育研究需要保持適度開放性，突破本學科的狹隘界限，選擇性地汲取其他學科的養分，對多學科知識與方法加以整合。
高等教育學作為一門典型的開放性社會科學，未來的發展方向應是主動納入交叉學科門類，成為其下屬的一級學科。今天的高等教育問題，已經不是作為二級學科的高等教育學能解決得了的。高等教育學應成為一級學科，要加強學科間的互動，獲得其他分支學科的承認與支撐，做到博采眾長、不斷突破。
只有以一級學科身份納入“交叉學科”門類，高等教育學才能有效避免片面性，才能準確描述現狀、解釋現象，并切實解決現實難題。例如，要破解高校行政化問題，就需要與政治學、管理學來共同協作，在厘清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之間復雜關系的基礎上解決問題。要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就需要借助經濟學的勞動力市場、人力資本等概念和知識來理解。
解決“卡脖子”技術問題，必須釋放創造能力
記者：當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圍堵以及技術封鎖，我國面臨嚴峻的“卡脖子”技術問題，這些問題都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能否請您分析一下今后我國的高等教育應從哪些方面發力？
潘懋元：首先，要從招生考試制度改革入手，徹底扭轉忽視應考者的主體性、自主性，不利于人才選拔的多元化，不利于培養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等傾向。
其次，要從“破五唯”的角度出發，取消限制人才發展的條條框框，從根本上提升學校的創新能力。現在，大家已經認識到，要“破五唯”，注重教師思想政治與師德考核，注重教育教學工作實績和貢獻，破除SCI至上，邊破邊立，發揮教師評價“指揮棒”的良好導向作用。但為什么“破五唯”有這么大的難度？因為有了“五唯”，有些領導就不用負責了，因為選人是按規矩來的，有了條條框框，選錯了也沒關系。如果是領導拍板，萬一看走眼了，或者是其他原因，領導是要負責的。在這種條件下，各種條條框框就越來越多，偏才很難被發現�，F在我們鼓勵創新，也設置了不少獎金，但是，如果都按條條框框來辦事，一般的人才也許可以選拔出來，真正特殊的天才往往選不出來。
最后，切實轉變重學術、輕技能的思維定勢。重學術、輕技能是造成我們國家產業技術發展受限的原因之一。“卡脖子”的技術沒有解決，一方面與科技創新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技術工人的整體水平有待提高有關。技術工作待遇不高、地位不高，一直制約著我國從事技術工作的人員整體素質的提高。在這些方面，我們任重而道遠，還需要不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