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賴名芳
近3年來，由于涉卡拉OK領域的著作權糾紛案件數量呈爆發增長態勢，不僅給司法部門帶來了巨大的訴訟壓力，也不利于卡拉OK行業的健康發展。8月28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浙江高院）民三庭在杭州舉辦以“涉KTV著作權侵權案件審判實務”為主題的第三期浙知沙龍，針對KTV著作權侵權案件的原告主體資格、損害賠償數額以及訴源治理等內容，來自浙江、江蘇、上海三地法院的法官代表，以及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華東政法大學、廈門大學等單位的專家學者、律師和KTV經營者代表等20余位嘉賓展開了線上線下的熱烈交流。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在會上獲悉，浙江高院自2019年7月以來定期組織浙知沙龍活動，每期均選擇與知識產權審判實務密切相關的熱點問題邀請各界代表進行研討，通過對知識產權前沿問題的探索與研判，促進浙江省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工作，為浙江省法院打造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重要窗口賦能。本期沙龍嘉賓從多個維度對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如何破解審判難題、加強訴源治理、促進卡拉OK行業健康發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涉KTV侵權案呈現批量訴訟間歇性多發等特點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長蔣中東介紹，近年來浙江省法院審理的涉KTV著作權侵權案件數量居高不下，并呈現出批量訴訟、間歇性多發、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等特點。
據統計，2019年上半年，浙江省法院受理非集體管理組織會員等小權利人作為原告起訴的一審著作權侵權案件數量達到3500件，占同期知識產權一審案件總量的23%。蔣中東說，浙江高院對此及時進行了調研并下發了《關于統一涉KTV著作權侵權糾紛案件裁判標準的通知》，從鼓勵集體管理組織的角度要求嚴格審查此類案件原告主體資格，正確區分作品類型并降低賠償數額。該《通知》下發后，涉KTV著作權侵權案件數量的增長態勢得以遏制，2019年下半年該類案件收案量同比下降55%。2020年以來，在整體知產案件數量呈負增長的情況下，KTV著作權侵權案件數量降幅更為明顯，但審判實務中又出現了一些新的諸如賠償標準不統一的問題。為了進一步破解這些難題，促進KTV行業健康發展，加強訴源治理，浙江高院舉辦了這次沙龍，就是希望能夠集思廣益，尋找癥結所在。
“2017年全國一審知識產權民事案件20萬余件，其中著作權案件13萬余件，占比高達68.28%；2018年著作權案件達19.5萬件，占比高達68.9%；2019年著作權案件達29萬余件，占比高達73.4%。而全國法院受理的大量著作權案件涉及復雜定性等法律問題并不多，更多的案件則是通過訴訟解決賠償數額問題。”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副巡視員宋健分析道。
如何確定KTV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原告的主體資格
在沙龍上，就“KTV著作權侵權案件原告主體資格的認定”問題，與會嘉賓進行了討論。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王遷認為，對于KTV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原告主體資格的認定，在音樂電視（MV）僅為錄像制品的情況下，音樂作品的權利人有訴權。在MV構成類電作品的情況下，因KTV使用的是制作者享有著作權的MV作品，因此音樂作品的權利人是否享有訴權，需要以MV的制作是否經作者許可作為區分判斷的標準，如果經過作者許可，音樂作品的權利人不享有訴權；如果未經作者許可的，音樂作品的權利人有訴權。對于損害賠償，因KTV經營者沒有能力去判斷曲庫中的每一首MV的制作是否都已獲得音樂作品權利人的授權，且音集協原本就應將收取的許可費中的一部分分配給音著協，如其已向音集協繳納許可使用費，音樂作品權利人很難獲得賠償，而應當通過與集體管理組織協商獲得相應報酬。
杭州互聯網法院法官張翀分析說，KTV著作權侵權案件中原告主體資格認定的主要難點在于合作作品著作權的行使、詞曲作者及繼承人的主體資格問題以及不同著作權權能的行使主體問題。這在實踐中需要著重審查作品的權利來源、作品類別、點播歌曲的獲得路徑以及權利人起訴的具體著作權權項。“權利人從放映權角度進行訴訟，是目前涉KTV案件中最為常見的權利主張。而涉及曲庫的復制行為，近些年在一般案件中則較少主張。法院在類電作品與錄像制品的審查認定中，我們的思路是僅在認定音樂電視構成錄像制品的案件中，詞曲作者及其繼承人方可作為適格原告，主張其對音樂作品享有表演權。”張翀說。
如何確定侵權案件中的損害賠償數額
“確定了原告主體資格之后，另一個令法院頭痛的問題是損害賠償數額問題，這也是各地法院裁判標準最不統一的地方。”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知產庭法官陳為感慨道。那么，該如何解決這個難題呢？
廈門大學教授龍小寧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她說：“我們應該從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音集協是如何收取版權使用費，法院對于小權利人判賠數額如何確定，司法部門如何幫助音集協提高收費率以及如何對待一些新模式等問題。”她認為，需要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發去平衡KTV經營者和消費者作為歌曲使用者的利益與集體管理組織和權利人作為創作者的利益之間的關系，即找到以音樂作品價格為決策變量的結合點。小權利人和集體管理組織作為原告的訴訟案件的賠償數額應保持一致，均應以歌曲的許可使用費為參照，并有相應的點播數據為支撐來計算賠償數額。集體管理組織應降成本、提高收益，運用大數據等手段為權利人和使用者提供更好的服務，這樣才能發揮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功能。
上海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法官楊捷在沙龍上介紹了審理音集協起訴KTV經營者侵犯著作權案件的實踐經驗——探索用許可使用費作為確定損害賠償的依據，改變以侵權歌曲計算賠償數額的裁判模式，以包間數、使用天數、音集協公布的收費標準等為基礎合理確定許可使用費。他說，這不僅有助于填平權利人損失，也有助于引導當事人在訴訟中科學舉證、更好地維護自身權利，引導當事人回歸市場機制，促進著作權市場健康繁榮發展，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
陳為認為，著作權案件的損害賠償數額的確定需要讓市場回復到沒有侵權時的狀態，客觀反映權利的市場價值。對于音集協和小權利人作為主體的案件需要考慮不同案件的實際情況，即要根據證據確定賠償數額。音集協作為原告的案件，如果結合集體管理組織的作用、功能、地位、使用方式等能夠證明KTV業主使用了音集協全部歌曲的，在有其他已繳費KTV經營者許可使用費可以參照的情況下，可以按照許可使用費進行判賠。在小權利人為原告的案件，因為KTV使用者侵權的僅為公證的歌曲，故可以集體管理組織的許可使用費為標準計算每首歌曲的賠償數額。
浙江溫州中院民四庭庭長王俊介紹說，溫州中院在審理涉KTV著作權案件過程中堅持“總量控制原則”，不再單純依照歌曲數量確定賠償數額，而是按照浙江高院《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審理指南》（浙高法民三（2017）4號）的規定，參照知識產權許可使用費的相關規定，并根據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和其他權利人的不同情況進行區分，以合理確定一定時間范圍內侵害賠償總額。
KTV著作權侵權案件的訴源治理
此次沙龍探討的第三個問題就是著作權侵權案件的訴源治理問題。
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代理總干事周亞平說，建立集體管理制度的目的是讓權利人自己難以有效行使的權利變得更加有效行使，同時，也讓使用者用得起作品，通過海量的聚合效應，讓單點單個作品的微小價值成為作品整體的市場價值，從而實現權利在卡拉OK市場進行價值的合理變現，這也是集體管理組織的特殊使命。他認為，只要使用者使用了音集協管理的作品，法院應該優先適用許可使用費標準。在訴源治理方面，經過各方的共同努力，音集協在2019年度收取的版權許可費達2.91億元，管理成本下降至25%，權利人分配版權使用費收入實現了翻番。據周亞平介紹，目前音集協正在就“著作權大數據管理平臺”試點工作向權利人、卡拉OK曲庫設備商——VOD企業以及文化娛樂行業協會、卡拉OK經營者等廣泛征求意見，以期使各種信息完全透明化，有效解決集體管理在實踐中遇到痛點和難點問題。
宋健分析道，長期以來，法院以法定賠償方式確定KTV賠償數額，但始終面臨著判賠數額高與低的矛盾，而近期上海浦東法院以包間數確定賠償數額是非常有意義的探索。對于訴源治理問題，宋健建議，我國集體管理制度的發展應該吸收發達國家的成熟經驗，以解決卡拉OK行業版權保護與利益平衡的根本性問題。“最近《著作權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稿）》第八條規定了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應當就使用費收費標準與使用者代表建立協商機制，這是很好的立法導向，因為在使用費確定協商過程中，集體管理組織、使用者、行業協會以及國家相關管理部門均可參與其中，通過充分協商有利于達成利益平衡，也有助于減少此類案件對寶貴司法資源的浪費。”宋健說。
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許惠春認為，本次沙龍聚焦了當下的熱點問題，從各個不同角度充分交流了看法，并從綜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意見。“卡拉OK領域著作權糾紛案件涉及的各方利益主體是命運共同體，需要找到平衡的結合點。我希望越來越多的權利人和使用者能在集體管理組織這個橋梁的作用下共同守望、共同成長。”
